怪谁？

拒绝考虑巴以冲突的原委，是一场道德灾难。

在很多对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反应中，有这样一个古怪的转折：一提到需要理解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委——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和对加沙地带的“铁壁”包围——主流的反应就会指控你支持哈马斯或为哈马斯辩护。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不许提原委的禁令有多奇怪？我认为这是一场道德灾难。

我说的“理解原委”还不是那种伪装成“高深智慧”的彻头彻尾的，自以为是的愚蠢：“敌人就是你没听过其故事的人。”我们要说，哈马斯之所以是敌人，仅仅是因为我们没听他的故事吗？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说，希特勒之所以是敌人，是因为我们没听他的故事？难道不是我越是了解和“理解”希特勒，希特勒就越是我的敌人吗？更不用说事实上，我们对自己讲的故事并非真相——它们通常为了给我们在现实中对别人做的可怕的事正名而编造的谎言——了。真相就摆在那里，真相就是我们在现实中正在做的事情。在所有种族清洗中，每一个侵略者都把自己呈现为对侵略做出反应的受害者。当以色列国防部长说约阿夫·加兰特说以色列在和“人形动物”作战时，他也就丧失了他自己的人性。

在卡塔尔过着舒适生活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袭击那天说：“我们只想对你们说一件事：滚出我们的土地。别让我们再看到你们……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这里没你们位置，也别想在这里获得安全。”

说得清楚又令人作呕。可在谈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以色列政府不也说过类似的话吗，只是没有这么直白而已。这是以色列现任政府提出的官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项：“犹太人对以色列土地的所有部分拥有独占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政府会促进和发展所有以色列土地——加利利、内盖夫、戈兰、犹太和撒玛利亚——上的定居点。”或者，就像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说的那样，“以色列不是属于它的所有公民的国家”，而是“属于且只属于犹太人的国家”。

在把这样的“原则”写入其国家法律的情况下，以色列怎么能指责巴勒斯坦人拒绝与之和谈呢？这个“原则”不是已经排除了一切严肃和谈的可能性了么？它不是让巴勒斯坦人除暴力抵抗外别无选择了吗？以色列国从来没有给过巴勒斯坦人能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或积极的愿景；它严格地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一个需要用武力和法律来解决的问题。

那么，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浩劫要怪谁呢？怪以色列国防军(IDF)及其特勤部门吗？以色列导演德罗尔·莫雷(Dror Moreh)的纪录片《守门人》(Gatekeepers, 2012)记录了对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Shin Bet)六位负责人的采访，他们都在访谈中警告人们当心政客可能有多危险。在采访辛贝特负责人后，莫雷对《经济学人》说，他得出的判断是，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国的存在构成了巨大威胁”。他接着说：“我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我们的领导人真的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这些领导人）不具备领导人需要具备的大胆、奋进、意志和勇气。我不是只把问题怪到以色列领导人头上。我认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患上了这同一种可怕的病。我认为阿巴·伊班(Abba Eban)所说的‘巴勒斯坦人从不错过错过机会的机会’对双方来说都使用。”IDF也是如此，想想对不想在西岸服役的“拒绝者(refuseniks)”的谴责。上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以色列开展的是这样一个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政治进程，它是世界范围民族主义-基要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是一种甚至回过头来反对法治国家的民粹主义。

1989年大屠杀幸存者西蒙·维森塔尔写道：“持续取胜的以色列国不能永远依赖人们对‘受害者’表现出来的同情。”伟大的反共皈依者阿瑟·库斯勒换了个说法：“如果权力会带来腐败，那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迫害也会使受害者腐败，尽管可能是以更加微妙、更加悲剧的方式。”这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双方来说都适用。以色列的第一代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对巴勒斯坦土地的要求，在普遍正义中找不到依据；他们也承认，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是没有调解前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单纯的征服战争。以色列的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写道：“每个人都能看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没人看到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没办法解决！这里是一道深远，没有什么能把两边连起来……作为一个想让这片土地属于自己的民族的我们；作为一个想让这片土地属于他们的民族的阿拉伯人。”

1956年4月20日，一群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越界掠夺纳哈尔奥兹基布兹农田的收成。在田地里巡逻的一名基布兹犹太成员罗伊骑马挥舞着棍子过来驱赶他们。他被巴勒斯坦人抓走带回加沙地带，到当天联合国把他的尸体送回来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被肢解了。

次日，时任IDF参谋长的摩西·达扬在罗伊的葬礼上致辞说：“今天，让我们不要责怪凶手。对于他们对我们的滔天仇恨，我们有什么可反驳的？再过去8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加沙的难民营里，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们把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的土地和村庄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遗产。不要到加沙的阿拉伯人那里去找，而要看到我们自己手上沾染的罗伊的血。我们怎么能闭上眼睛，拒绝正视我们这一代人残酷的命运呢。难道我们忘记了这群在纳哈尔奥兹基布兹生活的年轻人肩上承担的加沙大门的重负吗？”

今天，你能想象会有人说类似的话吗？只要想想，我们离几十年前的情况有多远就够了：那时我们还在谈论“土地换和平”协议，谈论两国方案，那时，甚至以色列今天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在向政府施压，要求不要在西岸建立定居点。1994年，以色列修建了一堵隔离墙，把西岸和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的以色列分开，从而承认西岸是一个特别的实体。

所有这些进展，无论多么有限，如今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欧洲不能只加入全球的抗议，它必须再次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它能做到这点，因为它几十年来都一直有能力做到这点，它总是已经做好了看到情况的复杂性、听取各方意见的准备。如果把这个角色留给别人（……），那将是一种耻辱。

Slavoj Zizek, “Who is to blame?”, The New Statesman, Oct 19, 2023. 翻译：王立秋。